人民的抗戰｜火種不滅 十萬師生投身教育救國
2025-08-05 11:20:34 來源： 新重慶-重慶日報
遷至重慶辦學的國立中央大學。（資料圖片）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周恩來第二次赴重慶大學演講，圖為演講地。（資料圖片）
1939年1月3日，《新華日報》刊發《抗戰中的復旦大學》一文，生動展現了該校西遷北碚夏壩后，師生開展抗日救亡的場景。（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供圖）
位于北碚區的復旦大學舊址。（資料圖片）
“絕不能把這些優良畜禽品種留給日軍！”畜牧場場長王酉亭毅然帶著動物大軍西遷重慶。途中，隊伍遭遇日機空襲，一位隊員被炸得面目全非，雙手仍緊緊攥著拉牲畜的韁繩。
為防空襲干擾，學?？荚嚂r常會出幾套題目備用。考試期間若遇日機空襲，學生便躲進防空洞；空襲之后學生重新走進考場，學校就另發試卷，繼續考試。
“同學們組織了抗戰文藝習作會，會員有七十余人，同學們還不斷的參加進去。他們在課余的時候熱烈而緊張的開座談會討論與‘抗戰有關’的問題……”
1939年1月3日出版的《新華日報》，在“學校巡禮”專欄中介紹了“抗戰中的復旦大學”，這篇報道生動展現了該校西遷北碚夏壩后，師生開展抗日救亡的場景。
抗戰期間，在重慶弦歌不輟的，遠不只復旦大學。據統計，抗戰前全國?？埔陨蠈W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后，77所被迫內遷后方，其中30余所遷到重慶。內遷高校與重慶原有及新辦院校加在一起，師生總數達到10萬人，居全國之冠。
在那段烽火歲月，他們書寫了中國高等教育“火種不滅”的奇跡，彰顯了“教育救國”的錚錚鐵骨和責任擔當，為后來重慶乃至全國教育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人不能當亡國奴，動物也不能當亡國奴”
步入重慶大學A區松林坡校門，沿著林蔭大道直行不久后右轉，一棟醒目的暖黃色建筑映入眼簾。這就是七七抗戰大禮堂，也被稱為“松林坡禮堂”或“中央大學禮堂”。當年，這里是重慶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師生們學習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場所。
原本地處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前身）是如何來到重慶的？
為了保存中華文脈，抗戰時期，全國各地高等學府紛紛內遷。早在南京淪陷前，國立中央大學師生就在時任校長羅家倫的帶領下，從南京遷至重慶，是當時內遷最迅速最完整的學校。學校主體西遷后，校畜牧場尚未搬遷，里面有從國外引進的千余頭（只）稀缺的牲畜、家禽，以及國內多年來培育的優良畜禽品種，具有重要的科研價值。
“絕不能把這些優良畜禽品種留給日軍！”畜牧場場長王酉亭毅然帶著動物大軍西遷。
由于缺乏長途行軍和野外管理牲畜的經驗，不少西遷隊員雙腳起了血泡，腿像灌了鉛般走不動，到后來只能抓住牲畜尾巴前行。途中，隊伍還遭遇日機空襲，一位隊員被炸得面目全非，雙手仍緊緊攥著拉牲畜的韁繩。
這支隊伍歷時一年，途經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2000多公里，終于在1938年深秋，抵達重慶。羅家倫曾在回憶錄中，記載了當時在重慶街頭見到他們時的情形：“這些牲口經長途跋涉，已是風塵仆仆了……當我和這些南京的‘故人’異地重逢時，心中一面喜悅，一面產生國難家仇的無限憤慨；眼中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p>
南京大學黨委原書記洪銀興評價：“看起來這僅僅是西遷中的一件小事，但這是一種氣節，人不能當亡國奴，動物也不能當亡國奴啊。”
當時，遭受日軍炮火蹂躪的，何止國立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的豐富藏書陷落敵手；清華大學未及運走的20余萬冊圖書被洗劫一空；中山大學倉促西遷，僅理、工、農、研各院，以及兩廣地質所、廣東通志館未能遷移而損失的圖書、儀器、標本、模型等就多達604箱，其中圖書雜志20多萬冊。
重慶圖書館研究館員王志昆介紹，當時高校內遷分為三個時期——
1937年至1939年，遷入重慶的有16所院校，主要從長江中下游的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遷入；
1940年夏至1943年春，特別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先前避難上海租界和遷往華南地區的院校，不得不再次向以重慶為中心的地區轉移，其中遷入重慶的學校有7所；
1944年日軍侵略勢力抵達貴州后，先前遷往貴州的高等院校被迫再次向重慶轉移。
日機轟炸下，辦學條件惡劣艱苦，師生們仍以抗戰自勵
日機狂轟濫炸下，重慶的學校均未能幸免。
比如，重慶南開中學先后多次遭到日機轟炸，學校的午晴堂、芝琴館、范孫樓都被震裂；重慶市市立中學（重慶市第一中學校前身）遭遇日機轟炸，學校校舍全毀……
內憂外患之下，當時的學校辦學十分艱難。
“學校不通電，就用電石燈、桐油燈、蠟燭挑燈夜戰；學生們把摻著蟲、皮、稗、石、沙、老鼠屎的粥飯叫‘八寶飯’，戲稱碎石沙子助消化；下飯的鹽煮胡豆也是粒數有限，大家互相監督不許多吃?！痹趶偷┐髮W老校友蔡可讀的回憶文章《夏壩歲月》中，這樣描述當時師生們遭遇的艱苦窘境。
“晚上，由電線接上的燈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蟲沿著電線爬下來，就連地板上也有數不清的臭蟲從腳旁爬過來，我們只能一面被蟲子爬得癢抓個不停，一面睡?！碑敃r在南開中學讀書的臺灣學者齊邦媛在她撰寫的自傳體回憶錄《巨流河》中，生動描繪了與臭蟲“斗爭”的生活片段。
由重慶出版社出版、重慶學者韓子渝編寫的《重慶舊聞錄1937—1945》中記載：“1941年，遷到重慶巴縣興隆場（現沙坪壩區回龍壩鎮）的朝陽大學，辦學條件極其惡劣。以巴縣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廟為校舍，房屋破舊不堪，必修的課程都是將幾個班級的學生集中在一個大房子里聽講?！?/p>
在隨時都有性命之憂的絕境下，西遷高校和重慶各中小學仍然非常注重學科建設和教學質量，師生們均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發奮努力讀書，潛心研究學問。
蔡可讀在《夏壩歲月》中寫道：校園上空時常傳來敵機的轟鳴聲，但更常聽到的是同學們的瑯瑯讀書聲。太陽剛剛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著三五成群的同學在學習了，有的則坐在沿江的茶館內做功課，或爭辯著國內外大事。更有意思的是不少學術報告會是在沿江某個茶館內舉行的，聽眾可以自由參加。
在當時著名的沙磁文化區，為防空襲干擾，學校考試時常會出幾套題目備用?？荚嚻陂g若遇日機空襲，學生便躲進防空洞；空襲之后學生重新走進考場，學校就另發試卷，繼續考試。
1937年在重慶大學學習的王德懿老人在回憶錄里寫道：每到夜晚，重慶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高校和南開中學、中央工專、大公、市中、女職諸校等各所學校，微明的電燈和如豆的油燈與嘉陵江的天光水色交相輝映，形成重慶戰時特有的文化景觀，時人美其名為“沙坪學燈”。
奮發讀書同時，師生們還廣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重慶市市立中學組織學生向重慶市各界抗敵后援會學生分會捐款捐物，并分發、張貼抗日標語，宣傳抗日救亡。比如，李承林等同學創辦了宣傳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藝的進步壁報《市鐸周刊》，牟曉晴等同學組織了以“鍛煉身體，報效國家”為宗旨的“精勁小足球隊”。
在“再炸再修”的南開中學校園，學生們的時事辯論賽圍繞“美國是否應該參戰”等話題展開。學校常常邀請各方名流來校演講，周恩來講的是“抗戰必勝的十大論點”，孫科講的是“抗戰國策之再認識”，翁文灝講的是“科學思想為近代進步之基礎”，張道藩講的是“生活與藝術”，馬寅初講的是“國民經濟崩潰的原因”……
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音樂組、舞蹈組老師們以最貼近現實的生活藝術教育形式宣傳抗戰：陶行知、賀綠汀、任光、莊嚴、黃曉莊等師生，創作出一首首抗日救亡歌曲；戴愛蓮、彭松、隆徵秋等帶領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在重慶各地開展抗日救亡音樂舞蹈會。
重慶沒有被日軍炸垮，反而愈炸愈強。這，鑄就了重慶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豐碑。
改變了重慶乃至整個西部地區原有教育落后的面貌
“抗戰時期高校內遷，保存了各高校的基本實力，更重要的是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敝貞c地方史研究專家唐潤明認為，這些內遷院校，改變了重慶乃至整個西部地區原有的教育落后面貌，推動了戰時中國教育與學術的發展進步，壯大了當時民主運動的力量和隊伍，為日后“第二條戰線”的開辟奠定了堅強的思想、理論和組織基礎。
有數據顯示，抗戰前的1936年，重慶中等學校僅有25所，在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數量達到71所；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重慶國民教育（即初等教育）學校達到294所，是正式實施國民教育前的7倍。
抗戰時期的重慶沙坪壩、成都華西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合稱“四川文化四壩”，是抗戰大后方的著名文化區。其中，沙坪壩沙磁文化區匯聚了22所高校和全國八分之一的高校師生，是抗戰時期全國最具活力的文化區，也是抗戰大后方的科教文化中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也設在沙坪壩。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里積極發展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巖精神由此而生。被劃為遷建區的北碚接納了200多個學術機構和院校的遷移，3000多名各界名流、學者、作家、科學家匯聚于此。江津白沙鎮則匯集了大、中、小學校37所，在校學生1萬余人，被稱為“學生之城”。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今天，重慶各級各類學校紛紛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傳承抗戰精神，賡續精神血脈。
重慶大學的七七抗戰大禮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經常承載開學典禮、各種表彰大會及學校重要活動；西南大學自2021年起，連續4年在校慶紀念日，由師生講述校史，講述英雄烈士的故事；重慶一中校園內如今還懸掛有三口鐘，一口是用日機轟炸的彈片制作的彈片鐘，一口是項家書院內承載著百廢待興下師生艱苦建校歷史的銅鐘，一口是廣場的校訓鐘，每當重要節點，學校便敲響鐘聲，激勵師生勿忘國恥，奮發進取。
近日，重慶南開中學的師生們正在排練原創話劇《大江東去我西來》，寓意抗戰烽火中“南開南開，越難越開”的豪邁精神，號召師生弘揚愛國主義，以大無畏的開創精神，自覺擔起新時代新使命，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抗戰是一部血淚史，更是一部奮進史，將激勵我們勇往直前！”一位重慶資深教育人這樣說。
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李志峰
責任編輯：張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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